延续学术香火，重大社推出中文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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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中文学科重点教材。  诡秘之主 http://www.52zwxs.com/xs/0/892/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至于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2000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到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考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学生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我们相信，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和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导读”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等内容，而不是去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古文今译”的方式，而并非让学生直接进入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
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目前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作研究（并非说不能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据重庆大学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汇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该教材第一批分为《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等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