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后殖民时代的困局——评《刀锋下的外交》

图如图

过去一段时间，中日钓鱼岛争议引发民间反弹，当人们走上街头，打出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抵制日货，勿忘九一八等口号，甚至到最后发生打砸抢乃至夺去国人生命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年代。换言之，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后殖民时代的困局。  牧神记 http://www.73zw.com/4_4445/
所谓后殖民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人依然以一种过去殖民者看待自身的眼光和逻辑来审视自己，比如在卢旺达，人们依然沿袭英殖民者通过辨认鼻子来区分图西族与胡图族，最后导致民族对立，发生了大屠杀的惨案。而于中国，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从这次骚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过激反应背后的自卑心理，当人们刻意强调汉奸、国耻时，其实内心依然缺乏对于国际间国家主体平等交往的认同。因此，在这个恰当的时候阅读一段屈辱的外交史，无疑会使我们对于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
正如副标题李鸿章在1870~1901所说，《刀锋下的外交》所讲的，正是李鸿章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外交上的诸多表现。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陆续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上任之际，其实恰好是国力中兴之时，练新军、建北洋水师，然而正是这样一段时期的外交却成为最受人非议的地方。可以说，正是此时，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而也正是在这时，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统治，因此弱国无外交、强国、强民以自保的意识形态一直贯穿于民族性形成过程之中，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特有的自卑与自大。
回顾李鸿章30多年的外交生涯，起于天津教案，盛于历聘欧美。通过对这两件大事的解读，我们倒是可以管中窥豹，了解这位被唐德刚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的李鸿章的外交手腕与困局。
1870年6月，由于曾国藩等人处理天津教案不利，在赫德的暗示下，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坐在了和法国当局谈判的谈判桌前。李鸿章甫到天津，便上面拜见老师曾国藩，引起关于痞子腔与诚字经的津门论道。
李鸿章属下吴永听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曾国藩问李鸿章如何打算，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显然，曾国藩并不满意这个回答，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不对，急忙改口请老师指教。而在曾国藩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对于到底是痞子腔还是诚字经管用，李鸿章晚年倒也有评论：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不过在作者看来，虽然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外交指导，似乎奉若神明，但李鸿章认为外夷论势不论理，因此在外交上，李鸿章并没有受儒家学历的牵制，功利色彩要比先师浓厚一些，而所谓的痞子腔无非是想在办理外交中掺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骗对方的策略成分。
对此，笔者倒认为，其实所谓的痞子腔和诚字经倒是和而统一的。在《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一书中，作者約翰米爾斯海默认为虽然政府之上并没有更高的管理者，因此政府间更容易彼此撒谎（打痞子腔），然而实践证明，比起政府对于民众的谎言，政府间反而更愿意以诚相待，这一原因除了外交上的论势不论理，还有就是政府间撒谎的成本过高。在以后的外交岁月，李鸿章尽管用自己的痞子腔周旋在外国人与清廷之间，但他的基本态度其实还是基于对双方实力的认识，以及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贵族的了解，只要不打仗，他愿意出金钱。所谓大事已定，小节不拘罢了。
当然，政府间的外交事宜最终也将影响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在经历多次的外交争端后，李鸿章逐渐被贴上卖国求荣的标签，尤其是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逐渐失势。但就是在这时，俄国沙皇举行加冕典礼，俄国指名道姓要求李鸿章出席，其后，李鸿章更是受到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邀请，游历欧美。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李鸿章虽然表面失势，但是在列国心中，李鸿章仍然是他人无法替代的清方重要操盘手，而另一方面，更引发人们对于李鸿章卖国求荣的指责，外国接待规格越高，越说明李鸿章卖国贼卖的彻底。不过，透过作者关于李鸿章欧美之行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很多事宜都不过是李鸿章作为特使的例行公事，至于在德国款迎之礼，务从其恭，甚至连李鸿章常吸之雪茄烟，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不过是德国军火商的献媚罢了，希望把他哄得高兴好订购他们的东西，可惜李鸿章的痞子腔再一次让德国军火商大失所望。
通观全书，作者通过对史料翔实的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富于争议的李鸿章，并借此梳理清末的外交争端，对当世依然有不小的借鉴作用。不过在某些细节上，作者依然还存在着以今绳古的瑕疵。比如作者说及洋人邀李鸿章打猎，而李鸿章回答仆不甚与羽族为仇，惟曾猎发匪数辈耳！作者认为，在外国人面前，如此侮辱虽说是他的死敌但毕竟也是其同胞的族类，‘幽默’得不是太有些‘黑色’了吗？笔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太平天国反孔反儒，倒也算不上同类，因此以同胞之名来指责李鸿章多少有些求全责备了。